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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昌林律師
         13176419589

         請專業的人做本人不擅長的事,往往事半功倍。當事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其親屬有能力的應盡力聘請專業刑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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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駕(危險駕駛罪)無罪辯護研究

      濟南刑事律師網摘】 關鍵詞:醉駕,危險駕駛罪,無罪辯護
        【本文作者馬寧律師】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列入刑法調控范圍后,類案的發案率始終處于居高不下的狀態。2019年,危險駕駛罪(其中主要是醉駕案件)更是劃時代地取代了盜竊罪,成為了中國發案率最高的罪名。本文為筆者,在研究了李鳴杰、王學明、薛火根等知名刑辯專家的辯護觀點后,結合現有的法律規定與當下的司法實踐,就類案的法律問題所進行的分析與研究,學識有限,錯謬之處在所難免,望朋友們多多批評指教,不甚感激!
        關于醉駕犯罪案件的特點分析:
        目前中國刑事立法層面,確實存在部分定罪量刑問題模糊不清的情況,給司法實踐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但是,對于醉酒駕駛的案件,罪與非罪的構成要件卻十分清晰。
        刑法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div>
        當事人是否屬于醉酒駕車,其標準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mg\100ml。
        由此可見,醉酒駕車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十分清晰,甚至在司法實務中,很少存在此罪與彼罪之間的爭議!
        醉駕案件的另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刑期相對較短,司法機關自由裁量的空間較小。在目前中國刑法的四百多個罪名之中,危險駕駛罪是唯一一個法定最高刑為拘役的罪名,其余的所有罪名,不論輕重,法定最高刑,至少為有期徒刑。
        醉駕犯罪案件的另外一個特征,是犯罪事實問題相對簡單。在實務中,控辯雙方經常會在量刑問題上展開激辯,但就犯罪事實問題,很少會引發爭議。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對于此類案件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駕車前是否存在飲酒的行為、飲酒后是否存在上道路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是否是在道路上行使的過程中被執法人員查獲的、血液內的酒精含量具體是多少、是否發生事故造成損失等定罪的核心問題,在被查獲后,很容易被證明。甚至在很多案件中,當事人自己也認為案件的事實清楚,證據也已經被司法機關坐實了,會直接放棄陳述、申辯的基本權利,只是希望法院能夠給予一個相對輕緩的判決。
        醉駕案件的后果由其是附隨后果過于嚴苛:根據刑法規定,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是1-6個月,并處罰金。幾個月的牢獄之災,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無疑是難以承受之重。但是從實踐中筆者看到,醉駕案件更加嚴重的,恐怕還是其隨之產生的附隨后果。罪名一旦成立,當事人隨之就會被吊銷駕駛證件,且五年內不能重新取得;醉酒駕駛發生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終身不能重新取得駕駛證。危險駕駛罪屬于刑法中的故意犯罪,一旦罪名成立,當事人將終身背負故意犯罪的記錄,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故意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終身不能從事公務員、律師、軍人等職業,城市落戶也會受到極大限制,對子女甚至孫輩的政審等也會產生非常大的不良影響!
        醉駕案件,證明犯罪事實的核心證據非常單一:
        與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及其嚴格。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因此,司法機關需要形成證據鎖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就案件事實問題得出唯一性、排他性的結論,才能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與其他案件不同,幾乎所有的醉駕案件,只有一個核心的定罪證據,就是那一份耳熟能詳的司法鑒定意見——《血液乙醇含量檢驗報告》。醉駕案件的核心辯護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此份司法鑒定意見而展開的。
        醉酒駕車案件,屬于典型的行刑交叉案件:
        這里的行刑交叉,指的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即抽取血樣的行政強制措施行為、吊銷醉機動車駕駛證的行政處罰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刑事訴訟(即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危險駕駛罪刑事責任的刑事訴訟)相互交叉。因此,一個醉駕案件就可能涉及三場訴訟:就強制抽血行為提起的行政訴訟,就吊銷駕駛證件行為提起的行政訴訟,就追究危險駕駛罪提起的刑事訴訟。
        醉駕案件的辯護工作:
        醉駕案件的核心證據單一,因此,核心的辯護工作,無疑就是圍繞此份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展開。如要實現無罪,必須從多方面分析研究鑒定意見作為刑事證據的兩力(證據能力、證明力)和三性(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的問題,爭取在此核心證據上取得突破。進而最大限度的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下面,是筆者對辯護工作的分析研究:
        喝了酒還開車,結果被警方查獲,經過“權威”鑒定以后也達到了醉酒駕車的標準。到此為止,很多當事人自己都認為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沒什么好辯的,只能寄希望于人民法院能夠給自己一個相對輕緩的處罰!
        但是從專業辯護的角度,情況絕非如此??此茩嗤蔫b定意見,絕非無懈可擊??此评尾豢善频淖C據鎖鏈,絕非固若金湯??此坪唵螣o疑的案件,也完全可能辦成疑難復雜案件。
        首先,筆者向大家提一個問題:
        在一起醉駕案件中,張三的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了83mg\100ml,不考慮其他因素,張三達到了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了嗎?
        看到這里,相信很多人會立即給出肯定的答案。原因很簡單,刑法關于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是80mg\100ml,本案中,張三體內的酒精含量明顯超過了入罪標準,不考慮其他因素,當然成立犯罪。
        但是,本題的正確答案是,本案中張三無罪。答案也許會出乎很多人的預料。但是道理其實并不難理解,受制于當下的司法鑒定技術水平,即使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專業檢測儀器,也一定存在誤差,只是誤差具體有多大的問題。即使是同一個檢測儀器,同一個血液樣本,在同一天,由同一專業人員進行檢測,由于誤差客觀存在,檢測一百次得到的一定是一百個不同的結果。關于誤差的存在問題,專業人員通過控制變量法,做過海量實驗,這一規律已經被充分認可。
        誤差一定存在,所以,關于血液酒精含量的司法鑒定意見,就永遠只能是一個相對的區間,不可能出現任何的確定值。只要出現了絕對確定值,就意味著這樣的結論一定違反了客觀規律,是錯誤的。
        在本案中,如果關于張三的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寫明的結論是83mg\100ml,那就直接說明鑒定意見一定存在錯誤,因為鑒定機構并沒有給出一個區間值,正確的鑒定結論應當是83mg\100ml±一個百分比,公式中的百分比即為鑒定的誤差率。根據目前國內的鑒定技術水平,一般鑒定機構的誤差率約為5%,所以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此時張三體內的酒精含量完全有可能處于區間的最小值,也就是83ml\100ml減去其5%的比例,即78.85ml\100ml,并未達到危險駕駛罪80mg\100ml的入罪標準。根據刑事訴訟疑罪從無的原則,案件存在合理懷疑的,應當作出有利于行為人的決定。所以本案中,司法機關應當依法認定張三體內的酒精含量并未達到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危險駕駛罪不成立。本案中,張三無罪!
        對于鑒定誤差率的問題,對于遠超入罪標準的案件而言,并無太大影響,但是對于處于罪與非罪臨界點的醉駕案件而言,極為關鍵!
        關于醉駕的核心證據——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意見的審查問題的討論研究。
        醉駕案件如要無罪,核心辯護工作,必須圍繞鑒定意見而展開(其他的證據,基本只能影響量刑)。關于核心證據的審查,律師應當提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關于血液樣本,血液樣本屬于醉駕案件的核心物證,司法機關的取得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在鑒定過程中,必然要經過保管、送檢等流轉過程,在流轉的過程結束后,司法機關能否仍然保證證據的合法有效性。
        第二個問題則關于鑒定意見本身而提出,相關的鑒定機構與鑒定人員是否具備法定資質,其鑒定能力、鑒定程序、鑒定方法、鑒定過程中所使用的儀器設備等,是否符合要求。直接關系到鑒定意見是否可以作為醉駕案件的證據予以使用。
        在醉駕案件的辯護中,上述兩點均為辯護工作的核心問題。不論是血樣還是鑒定意見本身,如果辯護人能夠取得突破,鑒定意見證據均有可能被直接排除,全案也很有可能取得無罪化的處理結果。
        當公安執法人員,現場發現當事人存在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嫌疑后,首先會將當事人強制帶去醫院進行抽血檢查。關于公安人員的這一行為,在法律層面的定性問題,多年以前曾經引發過較大的爭議。所有的爭議,主要圍繞以下兩種觀點:一、此行為屬于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采取的行政強制措施行為;二、此行為屬于司法機關的刑事偵查工作或者刑事案件立案前的初查工作。
        在查閱了相關的法律條文后,筆者發現,目前法律并未對此行為作出任何直接的規定,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但是通過分析,仍然可以依據其他相關的法律條文,在間接層面上對行為的法律性質加以判斷: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其實很多律師都會忽略,但是對于整個案件而言,這一點的區別其實非常關鍵。因為即使是同一法律行為,如果被定性了不同的法律性質,也很有可能會引起完全不一樣的法律后果,也完全可能會影響整個案件未來的走勢。
        通過對相關法條文以及相關判例的研究分析,首先筆者認為,如果該行為最終被認定為行政強制措施,對辯護方更加有利。根據《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是具有可訴性的具體行政行為,如果行政相對人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權益,完全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對于醉駕案的辯護而言,采取先行起訴行政主體的方法,通過行政訴訟,先行否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而提前終結全案,無疑是一個非常有利于辯護的策略;如果抽取血樣的行為最終被認定為刑事偵查工作,律師在辯護時,則只能對司法鑒定意見的三性(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和兩力(證據能力、證明力)展開質證工作,爭取將核心證據予以排除。相比之下,辨方少了一個有利于自身的選擇,也就少了一條有效的辯護路線。
        與抽血行為相關的法條文:根據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該條例屬于中國法律體系中的行政法規)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機動車駕駛人有飲酒、醉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嫌疑的,應當接受測試、檢驗。
        根據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該條例屬于行政法規)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強制措施:(四)檢驗體內酒精、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麻醉藥品含量。
        由此可見,認定此行為屬于行政強制措施,符合現有的法律規定。
        對于此前部分法律人士認為此行為屬于司法機關的刑事偵查工作的觀點(目前仍然有少數人堅持此觀點),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違背行政法規的規定,也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對于刑事案件偵查工作的相關規定。故持反對態度:
        對于刑事案件而言,偵查機關應當先立案、后偵查,這是所有法律專業人員都清楚知曉的刑事訴訟常識性問題。法無授權即禁止,刑事案件未經依法立案的,公安機關不能開展任何的偵查工作。
        而通過對于醉駕案件的觀察,我們明顯可以發現,所有的醉駕案件,公安機關不可能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立案問題的要求。醉駕案件的案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行為人在道路上行使的過程中被公安執法人員查獲,或者是發生了交通事故后,公安人員現場處置事故時,發現機動車駕駛員存在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無論屬于上述兩種情況的哪一種,在執法人員發現當事人存在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時,所能夠拿出的證據,只能是證明當事人存在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嫌疑,當事人體內具體的酒精含量,是否達到了醉駕的入罪標準,尚且不能確定(呼氣式酒精檢測結論,只有在最終的鑒定意見無法取得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安機關不可能在抽血前就進行刑事立案。
        同時,公安機關抽血取樣的行為也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32條所規定的主體要件。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32條之規定: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依法對其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當事人的指紋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
        由此可知,上述條文的適用主體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但是當事人在被公安人員帶離現場強制抽血時,公安機關尚且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了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上文有闡述,此處不再贅述),所以此時,當事人的身份尚且不屬于犯罪嫌疑人(當然也不屬于被害人),明顯不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主體要件,當然不能適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還有人提出過,對當事人抽取血樣的行為是否能夠認定為刑事案件立案前的初查工作?通過查找相關法律規定,筆者最終也得出了否定的答案。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對于所接受的案件,或者所發現的犯罪線索,公安機關都應當迅速進行審查,公安機關可以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采取詢問、查詢、勘驗、鑒定和調取證據材料等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
        由此可見,法條文已經明確規定,公安機關在初查工作中,無權力限制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而醉駕案件,當事人會被公安人員強制帶離案發現場,去醫院進行抽血取樣,此時當事人的人身自由已經被限制。由此可知,抽血取樣的行為也不能認定為刑事案件的初查工作。
        另外,刑事案件的初查工作涉及國家秘密,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外,初查工作應當秘密進行。醉駕案件強制抽血的行為,并沒有在法律列舉的例外情形范圍之內。而強制抽血的行為,很明顯是公開進行的。從這一點來看,抽血取樣的行為,也應當排除在刑事案件初查工作的范圍以外。
        結合上述對于法律規定的分析,公安機關對行為人抽血取樣的行為,很明顯更加符合行政強制措施行為的特征,應當評價為行政機關的行政強制措施行為!
        不過筆者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仍然有少部分的司法機關,出于自身趨利避害的本性,為了避免血樣因為違法收集而被排除,自身可能承擔不利后果,有意地曲解法律規定,堅持將抽血取樣行為解釋為刑事偵查工作,對此,筆者認為,辯護律師代表當事人的利益,必須堅守原則,據理力爭。正確地對行為進行定性,全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在確認完抽血行為的法律性質后,辯護律師就可以對照現有法律,對癥下藥,制定有利于當事人的辯護方針。
        首先,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強制措施是具有可訴性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以律師可以利用先行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否認該行政強制措施行為的合法性。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抽血取樣的行政行為失去了合法性的根基,后續所有的刑事訴訟工作,可能在這一時刻,就已經直接宣告結束了!
        《行政強制法》嚴格規定了行政主體執法的法定程序,但是,放眼當下中國的司法實踐,其實極少有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的過程中能夠完全遵守法定程序的,醉駕案件的執法工作亦不能例外。事實上,執法機關的任何一個瑕疵,即使微不足道,也完全有可能對全案的走勢,產生影響,甚至是質的影響!
        關于行政主體合法性的審查,主要依照的法律有兩條,分別是《行政強制法》第十八條和《行政強制法》第二十條。
        《行政強制法》第十八條規定: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遵循下列規定:(一)實施前須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經過批準;(二)由兩名以上行政執法人員實施;(三)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四)通知當事人到場;(五)當場告知當事人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救濟途徑;(六)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七)制作現場筆錄;(八)現場筆錄由當事人和行政執法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當事人拒絕的,在筆錄中予以注明;(九)當事人不到場的,邀請見證人和行政執法人員在現場筆錄上簽名或者蓋章;(十)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程序。
        《行政強制法》第二十條規定:依照法律規定實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除了應當履行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的程序外,還應當遵守下列規定:(一)當場告知或者實施行政強制措施后立即通知當事人家屬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機關、地點和期限;(二)緊急情況下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機關后,應當立即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補辦批準手續。
        以上是法條文對于具體行政行為的強制性規定,不過根據調查,實際執法時,幾乎沒有行政機關能夠完全遵守規定,甚至存在公然違背的情形。法律的嚴格規定與部分行政執法機關、行政執法人員的隨意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相當比例的行政行為,在理論層面并不具有合法性。在此情況下,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是存在直接推翻具體行政行為進而提前終結刑事訴訟的現實可能性的。
        上述,是相對方起訴行政強制措施行為最理想的結果,但是實踐中,受制于中國的司法體制,部分情況下,即使行政機關存在違規執法事實,行政行為也難以通過訴訟被推翻。如果行政相對人敗訴,律師就應當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對應的辯護方針。
        但退一步而言,即便行政相對方敗訴,對于辯護工作而言也有積極意義,因為律師可以利用此次行政訴訟,獲取公安機關完整的現場執法視頻資料。關于現場執法的視聽資料,在證據法學領域早有結論,其屬于刑事訴訟的證據之一。視聽資料即使不能直接證明待證事實,至少也屬于間接證據,在間接層面上可以證明待證事實。根據刑事案件全面移交證據材料的原則,公安局、檢察院在移送案件時,應當依法提交。律師在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后,司法機關也應當及時提供,確保律師的閱卷權利。但是,在當下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司法機關常常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律師的辯護工作也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
        而通過行政訴訟方式,公安機關作為被告方,則必須提供完整的執法視聽資料。眾所周知,行政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行政機關只有應訴權利,如果行政相對人認為其執法不符合規定,公安機關就必須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己方的執法行為合法。否則,就可能承擔舉證不能進而敗訴的風險。而證明己方行政行為合法性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完整的現場執法視聽資料。
        提前取得完整的執法視聽資料后,律師就可以提前研究分析行政機關完整的行政執法過程,如能發現執法過程中的任何不當之處,律師就可以圍繞瑕疵做文章,這對于律師日后刑事訴訟環節的辯護工作,由其是質證、辯論工作,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執法問題外,司法鑒定在技術層面的問題也一樣十分關鍵:
        關于技術鑒定所允許參照的標準,國家規定了以下兩個強制性標準:
        《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第5.3.1條規定的GB19522-2010標準;
        《道路交通執法人體血液采集技術規范》規定的GA\T 1556-2019。
        未經法律允許,其他所有的標準,均不可以使用。但是筆者發現,目前仍然有部分的鑒定機構,未嚴格依照法定的鑒定標準,而是隨意采用了其他的鑒定標準,甚至采用了國家明令廢止的鑒定標準。此行為不符合規定,最終的鑒定結論當然也不能證明當事人的犯罪事實。
        而對于血樣的鑒定過程,筆者認為,參照上述兩個標準,辯護人應當重點審查鑒定主體的五個關鍵行為及三份主要證據,不可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五個關鍵行為分別是:1、采血的方法。2、采血時所使用的消毒劑。3、血樣的盛裝容器。4、血樣的標識與封裝。5、血樣的保管與送檢等流程。
        對應的三份主要證據分別是:1、當事人血樣王提取登記表(主要證明血樣提取合法性),2、血樣提取過程的視聽資料(主要證明執法的合法性),3、血樣送檢和受理登記表(主要證明血樣真實性、關聯性)。
        關于采血方法的問題:
        首先辯護人應當注意公安執法人員人數及資格的問題。
        強制抽血屬于行政強制措施,根據規定,必須由兩名以上的公安人員在現場予以執行,不能是一名警察帶著一名輔警(輔警只是警務輔助人員,并沒有法律授權的執法資格)(舉重以明輕,更加不可以是兩名輔警或者是只有一名警察在現場)。
        對于血液樣本,在取樣后,律師應當注意,鑒定人員是否有將血樣進行搖勻的動作。
        這個問題其實在司法實踐中很多鑒定人會忽略或者遺忘,看似只是一個細節,但對于類案,直接涉及核心證據的真實性問題。血樣在取樣后必須搖勻,否則根據血液的物理特征,會產生一定的凝血塊。鑒定結論的真實性就失去了保證。另外要注意的是,血樣中是否存在凝血塊的問題,不能直接用肉眼觀察或者放大鏡等非專業方法進行判斷,必須借助專業的顯微鏡加以觀察判斷。
        鑒定時所采用的消毒劑,抽血時絕對不能用含有酒精(乙醇)的碘伏進行消毒。
        仍然是證據的真實性問題,鑒定人員在抽血時所使用的消毒劑,絕對不能含有任何醇類物質。常用的碘伏中可能含有酒精(乙醇),不能在抽取血樣時使用。否則鑒定結論的真實性,將失去保證!
        血樣的盛裝容器問題:
        關于盛裝容器問題,筆者特意查閱了相關資料,根據《真空采血管及其添加劑》(WS\T224-2002)附錄D——《真空采血管頭蓋顏色國際通用標準》真空采血管的蓋帽顏色分為綠色、紅色、粉紅色、桔黃色等顏色,其中淺綠色管內含有肝素鈉、肝素鋰或者肝素銨,俗稱抗凝管,是醉駕案件中鑒定人員最常用的采血管。
        桔黃色管內含有凝血酶,俗稱促凝管。如果錯誤的使用了促凝管對于血樣進行密封,血樣會因此發生凝固,致使血樣中固相增加,液相減少,導致促凝管乙醇含量檢測結果比抗凝管高。(參考文獻:《采血管中添加劑對血樣中乙醇含量的影響》)證據真實性無從談起。就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由此可知,保存血樣的試管必須是抗凝管。
        血樣的標識與封裝問題:
        關于血樣的標識與封裝問題,要注意的是,一個試管只可能有一個編碼,以此證明試管的唯一性,確保證據的關聯性。試管上如果沒有相關的標識,不可避免會導致無法確定抽取的血樣是否屬于同一主體,同一性無法得到有效保證,證據的關聯性就會值得商榷。另外,在血樣的封裝方面,鑒定機構必須使用司法機關提供的物證袋,物證袋上必須簽署相關人員姓名,保證證據的關聯性等問題。
        關于血樣的保管與送檢流程中的問題:
        血液樣本屬于刑事訴訟中的物證,但是不同于其他物證,血液樣本基于其物理特征,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因此,對于血液樣本的保管與送檢,必須在8攝氏度以下的環境中進行。曾經有專業人員做過實驗,將血液樣本在二十幾攝氏度的環境下放置,幾個小時后,血樣自身就會產生一定的乙醇。由此推理,血樣完整的保管與送檢環節,必須在低溫環境下進行,否則,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確保血樣在流傳環節的同一性及不受污染:
        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88條第2款明確規定:辦案人民警察應當做好檢材的保管和送檢工作,并注明檢材送檢環節的責任人,確保檢材在流轉環節的同一性和不被污染。
        此外,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41條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偵查人員應當做好檢材的保管送檢工作,并注明檢材送檢環節責任人,確保檢材在流轉環節中的同一性和不被污染。
        血樣同一性,是確認證據關聯性的重要標準,同一性如果無法得到確定,證據的關聯性也就無法證明。最終的鑒定意見,很可能也就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
        血樣在流轉過程中,不能受到任何的污染,血樣不被污染的事實如果不能確定,證據自然不能定案使用。
        血樣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送檢,原則上應當在24小時內送檢,例外情況外,經過上一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人批準的,可以在72小時內送檢。
        在當下的司法實踐中,醉駕案件,有效辯護率并不高。經過多方詢問,找到了現任江蘇省刑委會主任薛火根律師在2012年辦理的一起經典的醉駕無罪辯護成功的案件。該案中,當事人在司法鑒定報告中,所載明的鑒定血量,與送檢委托書中載明的血量存在不一致,血樣的同一性存疑。對此,檢察院沒有補強證據,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辯護律師也基于此細節,向人民法院提出樣本來源不明,無法證明同一性,證據真實性存疑,鑒定意見不能作為定案證據的法律意見,并申請排除。最終,人民法院對于辯護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予以支持,檢察院對于被告人犯危險駕駛罪的指控不成立,被告人無罪!
        類似思路的,還有現執業于深圳泰和泰律師事務所的張運云律師在2016年辦理的一起醉駕案件。辯護人提出,該案中,當事人的血樣未按照規定封裝,客觀上存在被調換的可能。且血樣未在規定時間內進行送檢,遲延送檢也未經過審批。證據的真實性存疑,鑒定意見不能證明案件事實,應當依法予以排除。最終,法院認可了律師的辯護意見,被告人無罪!
        關于鑒定意見審查的法律依據:
        最高《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第八十五條規定,鑒定意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 鑒定機構不具備法定資質,或者鑒定事項超出該鑒定機構業務范圍、技術條件的;
       ?。?) 鑒定人不具備法定資質,不具有相關專業技術或者職稱,或者違反回避規定的;
       ?。?) 送檢材料、樣本來源不明,或者因為污染不具備鑒定條件的;
       ?。?) 鑒定對象與送檢材料、樣本不一致的
       ?。?) 鑒定程序違反規定的
       ?。?) 鑒定過程和方法不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的
       ?。?) 鑒定文書缺少簽名、蓋章的
       ?。?) 鑒定意見與代證事實之間不存在關聯的
       ?。?) 違反有關規定的其他情形。
        就本規定的第一項和第二項,即鑒定機構與鑒定人員是否具有法定資質可以從事司法鑒定工作,筆者特意請教了中國知名程序辯護專家,執業與山東華魯律師事務所王學明律師。根據王學明律師的觀點,血液酒精含量鑒定屬于法醫類鑒定,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的規定,對于法醫類和物證類的鑒定是納入登記管理制度的。對于此類鑒定,就應當有司法鑒定許可證書和司法鑒定人的執業證書。而且鑒定機構必須到省司法局進行登記備案。但是實踐中,幾乎所有的公安機關的鑒定機構都沒有到各省司法廳登記備案,鑒定主體不符合法律規定。此類鑒定意見屬于司法解釋中規定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不能證明當事人的犯罪事實,應當被依法排除。
        如果案件被檢察院起訴至法院,律師如何在庭審中展開質證工作?
        首先,辯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申請相關的司法鑒定人員、執法人員以證人身份出庭接受質詢。這是刑事辯護實務中非常常見的做法,最終決定權在人民法院。
        如果證人無法出庭,律師也可以申請調取與此份鑒定意見相關聯的鑒定檔案資料。
        這里所指代的鑒定檔案資料包括但不限于:鑒定機構受理鑒定的委托書、血樣檢材流轉登記表、檢材處理登記表、檢材定性定量分析的原始數據、定性定量分析原始色譜圖、鑒定使用的儀器設備的計量鑒定證書等。
        血液酒精含量的鑒定意見如果被排除,司法機關能否對證據進行補正?
        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個別的情形下,有法律的授權,司法機關可以依法進行補正。
        根據司法部《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41條規定:司法鑒定意見書在出具后,發現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鑒定機構可以進行補正:(一)圖像、譜圖、表格不清晰的;(二)簽名、蓋章或者編號不符合制作要求的;(三)文字表達有瑕疵或者錯別字,但是不影響司法鑒定意見的。
        關于備用血樣:
        備用血樣用于鑒定意見的補正工作,沒有法律授權情況下,鑒定意見不得補正。另外,備用血樣一般也不具備鑒定條件。如浙江省公安廳規定,重新鑒定時間不得超過30日,事實上,當鑒定意見被排除后,距離抽血的時間,早就已經超過30日了。
        醉駕案件血樣證據以外的出罪理由:
        醉酒駕車所構成的犯罪,僅僅指代醉酒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此處的道路,依據1988年8月1日《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2條規定,指代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廣場、公共停車場等供車輛、行為通行的地方。實踐中不得進行擴大解釋,至少應當具備公開性的特征。比如醉酒后在封閉式小區、單位廠區內駕駛機動車(實踐中,判斷小區內的路是否屬于法律層面的道路,核心點是否允許社會車輛自由通行。),因為不符合醉酒后在道路上行使的特征,不符合危險駕駛罪的犯罪客觀方面構成要件,應當認為危險駕駛罪不成立。
        此外,對于隔夜醉駕、酒精含量略超入罪標準、醉酒后短距離挪動車位且未發生交通事故等主觀惡性較小、實質層面社會危害性不大等情形,辯護人也可以爭取適用刑法第十三條但書條款,對于犯罪情節顯著輕微的社會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爭取對當事人進行出罪處理。
        結語:刑事案件無小事,律師當窮盡法條,為辯護所用,還當事人生命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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