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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昌林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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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法律適用

      濟南刑事律師網摘】 關鍵詞:網絡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
        一、網絡犯罪幫助行為適用罪名的現狀分析
        在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信息網絡技術所帶來的副作用開始走向前臺。
        在網絡空間中,一方面出現了如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這類以信息網絡作為必要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類型,即純粹網絡犯罪;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傳統犯罪網絡化的趨勢,即網絡因素極大地影響了包括詐騙、傳播淫穢物品、開設賭場、侵犯個人信息、傳銷、侮辱誹謗在內的傳統犯罪形式。
        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以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更加具體、精準地規定了負有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者的不作為行為人、網絡犯罪預備行為人和網絡犯罪幫助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然而,由于網絡犯罪組織多元、結構復雜,致使實踐中新增諸罪名之間、新增罪名與分則其他罪名之間的邏輯關系和適用規則等均不易把握。為更客觀地分析網絡犯罪中幫助行為的法律適用狀況,筆者利用中國裁判文書網梳理了近年來發生的網絡犯罪案件,選取了其中5個進行個案分析(見表1)。
        表1
        基本案情
        判決認定
        案例1:田博通應網友要求制作最高檢網站并添加傳票和通緝令等功能,并獲利。
        田博通明知他人利用虛假的最高檢網站進行詐騙而提供幫助,構成詐騙罪。未抓獲實行犯。
        案例2:被告人湯偉利用裸聊網站詐騙,胡昆、張小朋、顧翔提供網絡技術支持。
        胡昆、張小朋、顧翔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湯偉構成詐騙罪。
        案例3:被告人江某激活他人寬帶賬號,將該寬帶賣給黃紹慶用于電信詐騙并獲利。
        江某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黃紹慶等構成詐騙罪。
        案例4:被告人曾紹濱等人實施詐騙,其中胡文明為苴支付賬號等提供技術支持并獲利。
        胡文明以詐騙罪共同犯罪論處。曾紹濱構成詐騙罪。
        案例5:被告人張力榮建立賭博網站,被告人溫曉亮為其提供服務器租賃、托管服務。
        一審認定溫曉亮構成開設賭場罪。二審認定其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張力榮構成開設賭場罪。
        上表顯示,司法機關在處理網絡幫助行為時呈現出以下傾向:
        其一,受刑事處罰的幫助行為人大多為具備信息網絡技術的自然人,而并非當下被學界熱議的專業網絡服務提供商。該類人群擁有各類純熟的網絡技能,但不從屬于任何專業網絡公司,根據客戶的要求提供網絡產品或服務。
        其二,辯護人常常以不具備主觀明知為由,提出幫助行為人既不構成實行行為人所犯罪名,也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當然,基于主觀方面認定上的困難,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有時也被視作一個有利于被告人的辯護方向。
        其三,對于和實行行為人之間存在共同犯意聯絡的幫助行為人,法院并不當然認定其與實行行為人一起構成共同犯罪,如在案例4中,幫助行為人被以詐騙罪共犯定罪論處;而在案例2中,幫助行為人與實施詐騙或傳銷活動的犯罪人存在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而法院均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他們定罪處罰。上述兩種不同的定罪結論并不能完全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三款的規定進行解釋。
        其四,部分具備主觀明知的幫助行為人被法院認定為共同犯罪的片面共犯,以實行犯所犯罪名定罪處刑,如案例1;部分則被認定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如案例3、案例5。對于如何處罰具備明知的幫助行為人,法院并未嚴格按照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而是傾向于去推測這種明知的程度,即明知程度是概括的還是具體的。若幫助行為人對實行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具體計劃不充分、明確知曉,法院便傾向于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其定罪處罰。
        其五,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犯罪構成有相似之處,量刑幅度也相同,因而部分辯護人和司法機關難以準確把握兩罪之間的區別。在發表辯護意見時,部分辯護人會提出被告人的行為涉嫌構成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或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1]而在案例5中,法院改變了一審認定罪名,至于改判原因及兩罪間的區別,判決書沒有給出詳細說明。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罪名性質
        上述案例分析表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設立之后,圍繞著相關行為定罪的疑問存在于3方面:一是網絡幫助行為是否具有中立性,能否因其中立性而阻卻可罰性。二是網絡幫助行為的獨立入刑是否是片面共犯理論在立法中的運用。三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是否是我國刑法對幫助行為正犯化的正式承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理解該條第三款的規定。本文將圍繞以上3方面疑問來分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罪名性質與體系地位。
       ?。ㄒ唬┚W絡犯罪幫助行為的中立性否定
        刑法修正案(九)將網絡幫助行為入罪的理論障礙首先來自于中立的幫助行為理論。中立幫助行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行為至少在外形上是中立的,即不存在犯罪的主觀意思,但這種行為在客觀上對正犯行為起到了促進作用。[2]在網絡化的大背景下,網絡中立幫助行為被認為是中立幫助行為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3]中立性能夠阻卻行為可罰性的核心原因在于,中立業務行為主體在客觀上從事合法的業務行為,主觀上沒有幫助違法犯罪的故意,易言之,中立的業務行為不但缺乏與實行行為人的通謀,也不存在促進實行行為的意思,難以被歸入到共同犯罪之中。[4]然而,中立性是否是所有網絡型傳統犯罪中幫助行為人的共同特征,是否是討論網絡幫助行為人責任承擔問題的必要前提,是值得思考的。
        1. 網絡技能自然人中立性的否定。
        分析上述案例可知,具有合法營業執照的專門網絡服務供應商并不是實施網絡幫助行為的主力軍,相反,大部分幫助行為人屬于無組織卻擁有嫻熟網絡技能的自然人。據此,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人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門的網絡服務提供商,另一類則是無組織的網絡技能自然人,且后者是當下因提供網絡幫助行為而受到刑事處罰的主要群體。
        筆者認為,網絡技能自然人所實施的幫助行為基本不存在可以阻卻可罰性的中立性。
        結合案例可知,網絡技能自然人實施幫助行為一般存在兩種模式,其一是受邀約提供幫助,其二是以提供網絡服務為營業內容。在第一種情形中,自然人根據實行行為人的要求從事具體的信息網絡技術支持服務,一般對實行行為人企圖實施的犯罪有著具體的認識,其中部分還全程參與了犯罪,如案例2。
        在第二種情形中,幫助行為人以提供網絡服務為營業內容,為他人提供網站制作、軟件開發、寬帶賬號等業務。這類服務中有相當一部分本身就涉嫌違法,不屬于合法合規的營業行為,幫助行為人對實行行為人利用該網絡技術實施犯罪的行為至少持放任的故意,如案例1、案例4;另外一部分雖然不以違法服務為業,但其客戶在闡述其要求時,基本就暴露了其犯罪意圖,結合聊天記錄或電子郵件等客觀證據,難以否認其主觀上存在明知。
        另外,正是由于信息網絡技能自然人的幫助行為屬于個人行為,因而才更容易因高額報酬而從事違法犯罪行為,也更難受到職業道德或行業規范的約束。
        因此,結合網絡技能自然人本身所提供的業務類型的非法性、對被幫助者實施犯罪的明知性、酬勞金額的高額性及維護頻率的異常性等,可以認定其幫助行為不存在中立性。
        2. 專門網絡服務商中立性的探討。
        雖然實踐中專門的網絡服務商作為網絡犯罪幫助行為人出現的頻率較小,但其在外觀上更容易被認為是一般的營業性行為,是否具有中立性更值得討論。
        網絡服務商也被稱為網絡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ISP),指提供網絡接入服務、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平臺服務等網絡服務單位。事實上,專門網絡服務提供商提供網絡服務的行為也有明確的規律可循。
        根據傳統刑法理論,純粹的中立行為并不會與侵害結果之間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其一,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距離犯罪中心的距離過遠,一般不認為這類間接幫助與侵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其二,網絡信息內容提供者自己組織信息向公眾傳播,如果其發布了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淫穢色情或者侵犯著作權的內容,其實施的就是相關犯罪的實行行為,無涉中立幫助行為。其三,網絡平臺提供者的行為在外觀上最接近中立行為,如在監管范圍之內,其在主觀上明知對方將借助其網絡服務實施犯罪仍繼續提供,且可認定幫助行為與侵害后果之間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就能夠排除幫助行為的中立性。
        另外,在信息時代,網絡服務提供商在利用網絡獲利的同時,本就應當被賦予更高的注意義務,因此不宜再提高對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容忍程度,更不宜擴大中立行為的外延范圍。
       ?。ǘ┢婀卜咐碚撛诰W絡幫助行為中的運用
        在承認可罰性之后,接下來需要解決的便是網絡幫助行為作為共同犯罪處理還是獨立成罪的問題。筆者認為,網絡幫助行為入刑時,應首先考慮將其納入共同犯罪框架進行定罪處罰。對于大部分需要刑法介入的網絡幫助行為,按照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完全可以進行處理,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新增罪名。以共同犯罪作為規制網絡犯罪幫助行為的首選,原因在于:
        首先,網絡幫助行為雖然在行為方式上異于傳統幫助行為,造成的犯罪后果也可能更加嚴重,但其并沒有脫離傳統共同犯罪的理論框架。正如部分學者認為的,傳統犯罪的網絡化不被認為是純正的網絡犯罪,而是傳統犯罪在形式上的更新與改變,其法律關系仍舊在傳統刑法的應對范疇之內,[5]因此,利用傳統的共同犯罪理論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網絡犯罪實務難題。
        其次,我國刑事司法在幫助行為正犯化的問題上長期采取審慎態度。有學者認為,面對網絡幫助行為對保護法益的侵害,我們將網絡空間中嚴重的幫助行為入罪化,通過幫助行為正犯化的方式,將其設定為獨立的新罪,使幫助行為擺脫對于被幫助者所實施犯罪的依附作用。[6]較為典型的例子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0年出臺的《關于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該解釋第2~6條規定,網絡群組建立者、網站建立者、直接負責的管理者、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明知他人特定的傳播淫穢物品而提供網絡幫助的,直接作為傳播淫穢物品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實行犯加以評價和制裁,不再考慮其實行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
        上述解釋可謂是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在承認幫助行為正犯化問題上的一大突破。然而,從總體上看,雖然設立新罪名看似是規制網絡幫助行為最簡便、最直接的方式,但涉網絡犯罪司法解釋中采用此種入刑模式的尚屬個例,其他司法解釋在處理網絡幫助行為時大多選擇按照共同犯罪的原則去處理,可見司法機關沒有為擴大打擊半徑而過于放寬實行行為的范圍。
        其三,片面共犯理論已經得到了我國刑事司法界的實質承認,從而消除了共犯入罪模式的一大理論障礙。網絡空間的虛擬性特征使得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具有模糊性、隱秘性、不確定性,導致意思聯絡的具體性、明確性、相互性等問題呈現出弱化趨勢。[7]因此,網絡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共同的犯罪故意往往難以認定,不得不訴諸于片面共犯理論來解決。[8]
        我國刑法理論曾經不承認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但近年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屢次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逐罪名地對片面共犯進行承認,[9]典型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極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條第(6)項的規定。
        這類司法解釋一般規定,幫助行為人在明知實行行為人實施刑法規定的相關犯罪時提供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這說明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逐漸認識到,承認片面共犯是在共同犯罪理論大框架下解決幫助行為人法律適用與責任認定的可行道路。
       ?。ㄈ┬谭ǖ诙侔耸邨l之二具有兜底性法條的特性
        一般而言,傳統犯罪的網絡化在總體上不會改變傳統犯罪的構造及其所決定的不法與罪責內涵,因此刑法分則教義學原理基本上仍然可以適用于利用網絡作為犯罪工具或者犯罪場域的傳統犯罪。盡管如此,傳統犯罪的網絡化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犯罪的不法屬性與不法程度,[10]以共同犯罪形式處罰網絡幫助行為人,確實存在力有不逮之處。因此,面對網絡幫助行為,彌補共犯處罰模式的疏漏之處,正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立法宗旨。具體而言:
        首先,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之二是立法對網絡犯罪中幫助行為正犯化的部分承認。古典刑法以處罰實害犯為原則,當代刑法則將所謂的犯罪結果擴張為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從而導致危險犯大量地出現在公害犯罪中。
        即使危險犯將犯罪的成立從實害提前到危險形成階段,但立法者還希望走得更遠,將可能不予處罰的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也有選擇地獨立定罪。我國刑法針對網絡犯罪逐步擴大它的懲罰圈,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三款中增設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通過創立新罪名的方式,該罪名首次嘗試將網絡幫助行為實行化。不過,由于以網絡技術為犯罪提供幫助的具體方式日益推陳出新,原有罪名所描述的行為方式已過于單一。
        為更大程度地打擊網絡犯罪周邊行為,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實質上是對網絡犯罪中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作實行行為化處理的立法應對。
        其次,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是懲處網絡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兜底法條。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三款表明,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僅從字面上看,第二款規定說明的是,當幫助行為同時符合本條和分則其他條文時需要擇一重處罰。根據擇一重處罰的選擇原則,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和分則其他條文似乎是想象競合的關系,但該條實則是處罰網絡犯罪幫助行為的兜底條文。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量刑幅度較低,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且只有這一個量刑幅度,在刑法分則中屬于輕罪。而實踐中網絡幫助行為可能觸犯的分則罪名一般有詐騙罪、開設賭場罪、傳播淫穢物品罪等,上述罪名最低量刑檔次中的法定最高刑一般都不低于3年有期徒刑,而且一般設有若干量刑檔次以供選擇。即使依照擇一重罪處罰的罪名適用規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法定最高刑一般不會重于其他可能觸犯罪名的最高刑。因此,行為人觸犯兩個罪名時,依照共同犯罪人所觸犯之罪名定罪量刑一般不存在障礙。
        其二,僅依靠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難以全面、充分評價網絡幫助行為的不法內容。當幫助行為對網絡犯罪本身起到了實質的、重大的幫助作用,從而導致網絡犯罪順利實施并造成嚴重法益侵害后果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量刑幅度難以全面、充分地評價該行為的性質與法益侵害程度,即難以做到罪刑相適應。
        例如,行為人制作并長期維護大型賭博網站,實行行為人據此網絡賭場實施了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的行為,且違法所得超過50萬元人民幣,按照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屬于情節嚴重,對幫助行為人有可能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法定刑范圍內進行量刑。然而,如果不能將網站制作者納入共同犯罪領域進行定罪量刑,其只能以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被定罪處罰,這么做不僅不能體現其法益侵害客體的本質,且量刑過輕,其刑法評價被明顯弱化。
        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罪名適用規則
       ?。ㄒ唬┬谭ǖ诙侔耸邨l內部罪名適用規則
        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構成要件所描述的行為類型主要有兩大類,一是設立特定網站、群組,二是發布特定信息。該條在行為方式上與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相似,甚至部分行為具有重合之處。另外,兩罪犯罪主體都包括單位,且法定量刑幅度也相同。因此,當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與之二的構成要件時,如何使用具體罪名為該行為定罪成為困擾司法者的一大問題。
        有學者認為,為他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設立網站、通訊群組或者發布信息,雖然也屬于幫助信息網絡為犯罪活動的情形,但其本質上還是一種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的情形,且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法定刑配置完全一致,故作出上述規定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的規范涵義。[11]
        該觀點意在表明,對于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與之二規定中重合的部分,仍應視為一種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的行為,宜按照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定罪。這樣的觀點得到了一部分學者的認同,[12]但是如果按此思路去理解,為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行為都可被理解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的行為,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構成要件在很大程度上被掏空,立法效能減弱;同理,為他人設立特定網站、群組以及發布特定信息也可能同時被定義為網絡幫助行為。按照此思路,法官則難以準確地選擇罪名加以適用,更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判決。
        筆者認為,厘清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與之一,需要重點把握兩條文的立法宗旨,即著重區分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
        兩罪名的犯罪構成要件在客觀上存在重合之處是由網絡犯罪的特點決定的,然而,不同于一般犯罪中的預備和幫助行為,網絡空間的特殊性使得此類預備行為與幫助行為的影響力呈倍數級擴大,因此立法對網絡犯罪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分別進行了實行行為化的規定,即將按犯罪形態理論處于預備階段的行為單獨成罪,從而增設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同時將按照共犯理論屬于幫助犯罪的情況單獨成罪,從而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既然刑法將這兩種行為分別單獨定罪,且法定量刑幅度一致,就說明立法有意識地要區分網絡犯罪中預備與幫助這兩種行為。
        基于上文分析,雖然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沒有要求行為人所實施的預備行為是為自己還是他人犯罪制造條件,但是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明確指出行為人需要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時提供幫助才構成本罪??梢?,具體案件中的實行行為人是他人還是自己是判斷的關鍵點。據此,當行為人為他人將要實施的詐騙行為而設立網站或發布信息時,該行為宜認定為幫助行為而非預備,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定罪處罰。至于如何判斷預備或幫助所指向的對象足自己還是他人,則完全可以結合客觀證據,如根據行為人與他人的QQ或E-mail中聊天記錄的內容等進行判斷。由于成立兩罪均需要情節嚴重,需要證明的內容在案發時一般已經暴露,因此應利用客觀證據進行證明,以避免主觀歸罪。
       ?。ǘ┬谭ǖ诙侔耸邨l與分則其他罪名的適用規則
        第一,在網絡犯罪中,于專門網絡服務提供商而言,在其明知實行行為人正在或將要利用其提供的網絡資源實施犯罪時,不被允許的風險,已具有可罰性的基礎。
        同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要求情節嚴重,因而只有將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刑事責任放到共同犯罪中進行考量,才能準確地評價其行為的性質及危害程度。于無組織網絡技能自然人而言,只要實行行為人利用其提供的網絡技術實施了犯罪行為,且其對于該事實存在明知,基于立法承認片面共犯的前提,就可以共同犯罪定罪量刑。
        可見,在所有的雙方共謀及大部分單方明知的情況下,幫助行為人仍宜按照共同犯罪的共犯進行處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論行為人的明知是具體的還是概括的,在故意的主觀認識范疇之下,不宜作無謂的區分。當然,對于明知,也不應將其泛化地解釋為可能性認知,而應當限制為相對具體的認知(不要求達到確知的程度),以防止將并非追究不法目的的正常業務行為納入刑事懲治范圍。[13]至于證明明知方面的難題,為減輕司法實踐對于主觀明知的認定困難,根據推定理論和邏輯原理,完全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來判斷明知。[14]
        第二,在未抓獲實行行為人,但可以認定實行行為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幫助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信息網絡共同犯罪被認為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行為主體完全可能不在同一個城市,乃至不在同一個國家,行為主體之間可能互不相識。
        其二,在客觀上,各共犯人只是分擔部分行為,而且實行行為、幫助行為都具有隱蔽性。[15]由于這種地域上的分隔性與行為上的隱蔽性,實踐中網絡型傳統犯罪往往會出現抓獲了幫助行為人而未抓獲實行行為人的情況,但這并不影響共同犯罪的成立。首先,片面正犯雖然缺乏獨立性存在,但是其只要求正犯成立犯罪,而不要求正犯被抓獲及定罪。其次,共同犯罪應當是一種違法形式,而非責任形式。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未必一致,但其在違法性層面上是共同的。
        因此,只要正犯的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并且違法,不管正犯是否具有責任,只要幫助行為與正犯的不法具有因果性,就可以認定幫助犯成立。[16]基于此前提,只要能夠認定實行行為具備不法性,無論實行行為人是否歸案,或是否具有有責性,法院都可以對幫助行為人以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論處。在定罪量刑方面,對幫助行為人不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而宜以實行行為人所實施之犯罪確定罪名,并根據其提供的網絡技術對于整個犯罪所起到的作用等因素確定具體刑罰。
        第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適用于被幫助對象眾多而個體實行行為危害性不足以成立犯罪的情況。
        作為一種類似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性罪名,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幫助行為人不宜按照該罪定罪處罰,而宜作為普通幫助犯或片面共犯處理,但是,如果個體實行行為危害性不足以成立犯罪而總體上具有相當的法益侵害性時,應當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網絡時代,網絡幫助行為是突破網絡犯罪技術阻礙的關鍵因素,其可將幫助對象由一對一變為一對多。
        正是由于這種一對多的特性,眾多的被幫助人所實施的違法行為并非都能達到犯罪的程度,甚至在不少案例中,所有被幫助人的行為都止步于違法層面。然而從整體上評價,如果被幫助者眾多,幫助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共同犯罪中的從屬性,其危害性已經超過了被幫助者的行為。若此時仍依靠傳統的共犯評價模式,便無法體現出刑法的非難立場,難以實現有效的制裁。
        事實上,一對多才是網絡幫助行為顯著區別于傳統幫助行為的重要特點,才是信息時代賦予幫助行為人的特殊能力,也是新增設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所應當著重解決的問題。傳統的共犯理論不能解決被幫助人單獨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司法實踐也不能為了將幫助行為人入罪而將各實行行為人的違法所得累計計算。
        但是,如果由于受眾龐大的網絡幫助行為的存在,大量的被幫助者實施違法行為,則該幫助行為在整體上已經達到了情節嚴重的程度,具有了足以被刑法評價的法益侵犯性,應當被認定為犯罪。
        可見,在被幫助對象眾多而個體實行行為危害性不足以成立犯罪的情況,對幫助行為人宜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當然,最高司法機關宜出臺相關司法解釋,為被幫助者的違法行為何時達到情節嚴重設定更加詳細的標準,比如規定被幫助者人數范圍或者被幫助者累計違法所得最低值,從而更加精準地懲治網絡型傳統犯罪中的幫助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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