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p id="om2u9"></rp>
    <li id="om2u9"><object id="om2u9"></object></li>
    <button id="om2u9"><object id="om2u9"></object></button>
    <tbody id="om2u9"></tbody>
    <li id="om2u9"><acronym id="om2u9"></acronym></li>

    <th id="om2u9"></th>

      名家言論

      溫馨提示

      侯昌林律師
         13176419589

         請專業的人做本人不擅長的事,往往事半功倍。當事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其親屬有能力的應盡力聘請專業刑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

          1.聽信所謂的“能人”以“撈人”為誘餌詐騙你的錢財,只能把你心情搞得更糟,在人面前更沒尊嚴。

                 2.聘請專業的刑事律師并在其幫助下依法維權、有效.....查看全部

        掃二維碼添加侯律師為微信好友

        Hou13176419589

      侯昌林律師電子名片

      點擊排行

      陳瑞華:刑辯律師有效辯護問題的反思

      濟南刑事律師網摘】 關鍵詞:有效辯護
        一、案例的引入
        關于“有效辯護”和“無效辯護”的話題,已經在我國律師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也引發了法學界和律師界的一些爭論??紤]到這兩個概念都是來自美國的舶來品,而就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美國律師協會通過的律師行為準則,也都沒有對它們作出準確的定義,因此,不少人對在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中引入這些概念的必要性提出了質疑。2017年4月,全國律師協會曾組織召開有關修訂《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的座談會,會上有學者提出了將“有效辯護”確立為刑事辯護基本原則的建議,卻沒有引起與會律師們的積極回應??梢哉f,對于有效辯護的概念、內容、要素、實現路徑等問題,對于有效辯護能否成為刑事辯護的基本理念,對于無效辯護應否確立一些消極的法律后果,律師界還普遍心存疑慮,沒有達成最起碼的共識。
        但是,形勢比人強。司法實踐的發展有時會走在法學理論的前面,甚至直接挑戰人們的觀念。2013年,北京市就發生了由于律師辯護工作存在缺陷和過錯,而導致一審判決被上級法院作為“無效辯護案件”發回重審的案例。法院向司法行政機關、法律援助協會、律師協會以及有關律師事務所發出了司法建議書,建議加強“對律師刑事辯護職業行為的監督規范”。法律援助中心經過調查核實,確認了律師辯護“工作不盡職”、律師事務所“疏于管理”的事實,并責令涉案律師退回或者放棄辦案補貼,責令有關律師退出“志愿律師”隊伍。這是我們迄今為止發現的首個因律師無效辯護而導致上級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也是較為罕見的法院以律師無效辯護為由提出司法建議的情形。
        2012年4月5日,北京某中級法院受理了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被告人謝某強奸、搶劫案以及被告人李某故意傷害案,對這兩起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當地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某律師事務所周姓律師擔任謝某案件的指定辯護人,指派該周姓律師與其助理陳律師擔任李某案件的指定辯護人。在謝某案件的庭審中,周律師的辯護意見是,被告人系主動投案且認罪態度較好,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請求法院對其從輕處罰。在李某案件中,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建議法院從輕處罰。一審法院分別對兩起案件作出判決,判處被告人謝某死刑,判處被告人李某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第一份判決書認為被告人謝某“這種隨機選擇作案目標并施以暴力侵害的行為,足以證明謝某的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極大”,“社會影響極為惡劣”,“對被害人身體的暴力行為極其殘忍”,因此“對于辯護人提出的請求對謝某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而在第二份判決中,一審法院“對于辯護人所提主要辯護意見,本院酌予采納”。
        兩被告人上訴后,二審法院經不開庭審理,均認為“本案在原審人民法院的審判過程中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可能影響到公正審判”,故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
        一審法院經過核實,認為上述兩起案件被發回重審的直接原因都是辯護律師在開庭前沒有按照規定會見被告人,而在李某案件的辯護中,出席庭審的陳姓律師庭后提交的辯護意見不是其當庭發表的辯護意見,而是由未出庭的周律師早先寫好的書面辯護意見。一審法院認為,由于兩位律師在上述兩起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沒有按照規定在開庭前會見被告人,“一方面致使該兩起可能判處死刑案件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辯護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導致律師的辯護工作流于形式,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審判”;另一方面,“律師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未在開庭前征得被告人同意認可其擔任指定辯護人,致使律師此后進行的一切辯護工作及其參與的審判工作,均歸于無效,嚴重地浪費了司法資源”。
        據此,北京某中級法院提出司法建議書,建議相關部門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律師刑事辯護執業行為的監督規范。司法建議書提出的有關措施包括:一是涉案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應“反思你所對所屬律師在管理培訓工作方面的不足”,建立健全規章制度,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二是建議法律援助中心對指定辯護律師加大監督力度,探索創新管理考核機制,對于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律師,“應逐步建立淘汰退出機制”;三是建議律師協會大對于律師在職業道德、執業紀律以及專業知識方面教育培訓力度,使律師自覺規范自身執業行為,同時建立與司法機關的信息溝通機制,“推廣優秀刑辯律師成功經驗”,“總結律師辯護工作的不足及失誤”,形成律師行業的激勵與懲戒機制;四是建議司法行政機關強化監督管理力度,指導制定完善規章制度,落實對于律師的依法管理。
        當地法律援助中心經過調查核實,確認了法院司法建議書提出的基本事實,認定周姓律師在未會見被告人謝某的情況下,直接于2012年4月24日和2012年5月18日出庭辯護,“僅在開庭前與受援人進行了簡單的交流”,在案件宣判后,該律師“在案卷中編寫了一份會見筆錄,隱瞞了未會見被告人的事實”。而在辦理李某案件過程中,律師事務所在接到法律援助中心分配的指定辯護任務后,安排周律師主辦該案件,陳律師協助辦理。在辦理過程中,周律師不僅沒有會見被告人,還在開庭時以生病為由將案件交予陳律師單獨出庭。據此,法律援助中心作出了對司法建議書的復函,并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鑒于周律師積極檢討,承認錯誤,主動退回謝某案的補貼,放棄李某案的補貼,中心決定不再發放上述案件的補貼,責令周律師退出中心志愿律師隊伍,不再向其指派法律援助案件;二是中心將進一步加大和規范對志愿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力度;三是建議司法局與高級法院建立法律援助工作協商機制,并希望與北京某中級法院率先建立和恢復合作機制。
        應當說,這一案例開創了兩個先例:一是二審法院將律師無效辯護視為一審活動“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影響公正審判”的重要情形,并將案件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二是一審法院以律師辯護存在重大瑕疵為由,向司法行政機關和法律援助中心發出司法建議書,要求調查處理律師怠于履行辯護職責的情況,并加強對法律援助律師的管理工作。前者意味著無效辯護開始成為我國法院撤銷下級法院裁判的理由,后者則標志著法院開始將有效辯護的理念作為加強律師管理的依據,并將無效辯護作為懲戒違規律師的重要事由。當然,這一案例仍會產生一些分歧甚至爭論。有人會認為這只是一個偶然的個案而已,無法證明我國法院已經普遍接受了有效辯護的理念,更無法說明法院將無效辯護作為宣告一審判決無效的依據。至于司法行政機關在這一案例中懲戒涉案律師的行為,也無法說明那種針對無效辯護的律師獎懲措施已經在我國的律師管理機制中建立起來了。更為嚴重的質疑可能是,究竟什么是“有效辯護”?“有效辯護”究竟有沒有客觀標準?究竟什么是“無效辯護”?對于“無效辯護”的治理,究竟應由法院通過程序性制裁機制加以懲罰,還是應由司法行政機關乃至律師協會通過紀律懲戒機制來加以治理呢?
        看來,無論是“有效辯護”,還是“無效辯護”,都屬于源自西方法學的理論“舶來品”。過去的比較研究對這些概念已經作出過基本的介紹、分析和評論。但是,要將這些概念真正引入我國法律理論之中,并以此為依據來重構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完成“有效辯護理論本土化”的工作,使得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論契合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實際情況,既具有理論上的解釋力,也具有實踐中的制度推廣價值。
        二、什么是有效辯護
        從語義學上看,“有效辯護”是一個從美國法學中引入的概念,英文原意是“effective representation”或“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確立了一項原則,被告人享有“獲得有效辯護的憲法權利”。但是,對于何謂“有效辯護”,該法院并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在漢語中,“有效辯護”是一個容易引起歧義的概念。這里涉及刑事辯護“有效性”的定義問題。說一項活動是“有效”的,通常是指該項活動產生了“好的”或者“積極的”效果。有律師指出,“有效辯護”就是達到“積極效果的辯護”,這里所說的“積極效果”可以是指說服法官接受了律師的辯護意見,要么作出了無罪判決,要么在量刑上作出了寬大的處理,要么將某一非法證據排除于法庭之外。也有律師認為,“積極辯護效果”還可以是指刑事辯護達到了“令委托人滿意”的效果。不論法院是否接受了律師的辯護意見,只要委托人對律師的表現給予積極正面的評價,這種辯護就是“有效的”,就是“具有積極效果”的。
        這種從辯護效果角度所作的界定顯然存在嚴重的問題。實踐中,一個律師即便完全盡職盡責,進行了充分的辯護準備,形成了非常恰當的辯護思路,并運用適當的辯護策略和技巧,提出了十分中肯的辯護意見,但由于法官不享有獨立審判權,有權決定案件裁判結局的是法院內部的審判委員會,因此法院的判決最終沒有采納律師的辯護意見。對這種辯護,如將其界定為“無效辯護”,并對律師加以譴責甚至懲戒,顯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一名律師假如完全忠實地履行職責,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護,最終也說服法官接受了部分辯護意見,使被告人受到了較為寬大的量刑處罰。但一心追求無罪判決結果的被告人,就是對律師的辯護不滿意,認為律師根本沒有達到其所預期的辯護效果。那么,我們究竟要不要根據被告人的評價來確定辯護的有效性呢?
        人們通常將律師辯護與醫生治病救人相提并論。但假如將兩者作一對比的話,那么,幾乎沒有人將達到某種治療效果作為評價醫生醫術高明的唯一標準,更不會僅僅根據患者的滿意度來對治療是否有效作出評判。道理很簡單,決定治療是否產生積極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很多,如病癥是否疑難雜癥、就醫是否及時、患者是否按時吃藥、患者是否積極配合治療等,都可能影響最終的治療效果。假如將患者是否康復、患者是否滿意作為評價醫生治療有效性的主要標準,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奶频?。同樣的道理,決定一個刑事案件裁判結果的因素也有很多很多,如法庭是否具有獨立裁判權、法官是否具有預斷或偏見、案件事實是否有足夠的證據加以支持、偵查機關是否依法收集證據、公訴機關是否依法履行職責,等等,這些因素都會對法院的裁判產生影響。假如僅僅根據法院是否采納辯護意見或者委托人是否滿意來對辯護的有效性作出評判,那么,律師無論作出怎樣的辯護努力,可能都難以達成“有效的辯護”。
        不能根據某種訴訟結果或訴訟效果來評判一項辯護活動的有效性。與“辯護”所具有的“說服法官的過程”這一定義相關,對“有效辯護”也應從辯護過程的有效性角度來認識。在筆者看來,有效辯護是指律師接受委托或指定擔任辯護人后,忠實于委托人的合法權益,盡職盡責地行使各項訴訟權利,及時精準地提出各種有利于委托人的辯護意見,與有權作出裁決結論的專門機關進行了富有意義的協商、抗辯、說服等活動。簡言之,“有效辯護”就是盡職盡責的辯護,是在刑事辯護過程中忠誠地履行了辯護職責,完成了“授權委托協議”所約定的辯護義務。
        作為一種著眼于評價律師辯護過程的概念,“有效辯護”既是一項法律準則,也是一項法律理念。如同“正義”、“自由”、“平等”等價值一樣,“有效辯護”也是一項帶有理想色彩的價值目標,是立法者通過不斷修改完善法律所要追求的理想結果,也是在完善刑事辯護制度時所要貫徹的一項法律準則。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項法律理念,“有效辯護”作為評價標準的價值更大于其作為法律規范的價值。例如,1996年《刑事訴訟法》將辯護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到審查起訴階段,2012年《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法庭審理階段的“雙重閱卷權”,2016年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允許辯護律師在死刑復核階段進行閱卷、會見以及向主審法官當面發表辯護意見,從貫徹有效辯護理念的角度來看,這些立法變化都是值得肯定的進步。
        有效辯護理念的提出,從私法意義上說,是辯護律師履行忠誠義務的法律保證;而從公法意義上說,也是維護程序正義的必要制度安排。按照委托人與辯護人的委托代理關系理論,辯護律師無論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還是接受法院的指定,只要擔任辯護人,就與作為委托人的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了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人作為辯護權的享有者,經過委托,將各項辯護權利授權給辯護人行使。辯護人作為委托人訴訟權利的代為行使者,在享有各項法律權利(如收受辯護費用,收受法律援助費用等)的同時,還應承擔全力維護委托人合法權益的義務??梢哉f,正是辯護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才形成了辯護律師履行合約的基本義務,并創造了律師所要遵守的職業倫理規范。其中,忠實于委托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就屬于律師所要遵守的首要執業行為準則。既然要遵守忠誠義務,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律師在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后,就應盡職盡責,履行委托協議書所確定的各項義務。從一定程度上講,所謂“有效辯護”,其實就是辯護律師履行合約義務的基本體現。
        對辯護律師提出“有效辯護”的要求,還可以促使其積極履行辯護職責,充分進行會見、閱卷、調查、形成辯護思路等防御準備工作,與委托人展開充分的協商和溝通,形成辯護合力,充分展開辯護活動,盡力說服裁判者接受本方的辯護觀點,可以說,有效辯護可以保證被告人、辯護人充分有效地參與到裁判制作過程中來,對裁判者的結論產生有效的影響,確保被告人成為積極的協商者、對話者和說服者,能夠成為掌控自己命運的訴訟主體。這種對被告人積極參與的保障無疑是程序正義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從公法角度來看,律師在辯護中越是盡職盡責,越是勇于為權利而斗爭,就越有可能構成強大的辯護方,形成一種足以與強大的公訴方進行抗衡的力量,從而促使裁判者在保持中立地位的前提下,兼聽則明,居中裁判,維護基本的公平正義。
        那么,有效辯護究竟有沒有較為具體的標準和內容呢?也正如“正義”、“自由”、“平等”一樣,“有效辯護”也有一張“普羅米修斯的臉”,其具體標準很難得到準確的界定。從刑事辯護的發展史來看,法律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獲得辯護的機會;二是“獲得律師辯護的機會”;三是“獲得律師有效辯護的機會”。其中,在第一個階段,被告人只要有機會發表辯護意見,對公訴機關的起訴進行質證和反駁,就意味著辯護權實現了。在第二個階段,辯護人需要得到至少一名律師的幫助,才意味著他的辯護權得到實現。而到了第三個階段,被告人僅僅有機會發表辯護意見,并且獲得律師的幫助,這都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得到律師的有效幫助,否則,其辯護權也就意味著無法得到實現。至于什么是“律師的有效幫助”,法律則通常會對作為辯護人的律師及其辯護活動提出一系列的要求。
        通常說來,有效辯護的理念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貫徹和體現:一是合格稱職的辯護律師;二是為辯護所必需的防御準備;三是與委托人進行的有效溝通和交流;四是有理、有據、精準、及時的辯護活動。
        所謂“合格稱職的辯護律師”,是有效辯護的前提條件。這主要是指接受委托或指定從事辯護活動的辯護人,不僅必須是一名律師,而且還要是一名熟悉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截止到2012年為止,我國《刑事訴訟法》盡管允許那些不具有律師身份的特定人士可以接受委托擔任辯護人,但從確保辯護質量的角度來說,非律師擔任辯護人顯然是不符合有效辯護理念的。遲早有一天,法律會將擔任辯護人的條件限定為具有律師資格的執業人員。不僅如此,一名從來沒有從事過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被委托來擔任辯護人,其辯護活動很難稱得上“有效的辯護”。
        所謂“為辯護所必需的防御準備”,是指辯護人需要在開庭審理之前進行會見、閱卷、形成辯護思路、協商辯護意見、申請召開庭前會議、申請二審法院開庭審理等,以便為法庭上的辯護進行基本的防御準備。遇有發現新的事實和證據的案件,律師還應進行必要的調查取證工作。假如辯護人不從事這些為辯護所需要的防御準備工作,那么,其辯護就很難說得上是有效的辯護。
        所謂“與委托人進行的有效溝通和交流”,是指辯護人通過充分的會見、通訊等方式,與嫌疑人、被告人充分交流案情,將有關證據材料向其核實,將辯護思路向其告知,并向其征求意見,以取得其對辯護思路和辯護意見的認可和配合,從而在法庭上的辯護過程中形成辯護合力。那種將委托人棄置不顧,不與委托人進行溝通、協商,不了解委托人的訴訟立場,甚至與委托人發生辯護觀點之沖突的辯護,顯然不符合有效辯護的基本要求。
        所謂“有理、有據、精準、及時的辯護活動”,是指辯護人的辯護觀點必須在法理上能夠成立,必須有足夠的證據加以支持,必須契合本案的具體情況,還不得存在明顯的遲延。而假如辯護人強詞奪理,立論既沒有證據支持,也沒有法律依據,辯護觀點脫離本案的實際情況,或者所作的辯護努力過于拖延,錯過了最佳時機,那么,這些辯護活動就不符合有效辯護的基本準則。
        三、無效辯護的要素和后果
        相對于作為法律理念的有效辯護而言,無效辯護是一種較為具體的法律制度,它是指法律為那些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律師辯護活動所設定的消極法律后果。在美國法律制度中,這種消極法律后果既可以是上級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后果,也可以是律師協會對律師的懲戒后果。我國法律沒有確立這方面的法律后果。但從前述案例來看,我國法院已經開始將律師無效辯護行為列為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并對此作出了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裁定,也就是將其納入程序性制裁的體系之中。與此同時,對于律師的無效辯護行為,法院還可以向司法行政機關發出司法建議書,建議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法律援助機構對律師的無效辯護行為進行調查,后者可以此為根據,對涉案律師進行相應的紀律懲戒。顯然,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產生了一種特有的無效辯護制度。
        (一)無效辯護的構成要素
        什么是無效辯護呢?表面上看,只要律師辯護沒有達到有效辯護的標準,就構成了無效辯護。這其實是一種不正確的認識。有效辯護主要是一種法律理念,其本身不存在完全明確的標準,因此,對于“違反有效辯護標準”的行為就無法進行準確的界定??梢哉f,無效辯護并不是違反有效辯護標準的必然結果,沒有達到有效辯護的標準,并不必然導致無效辯護。一般而言,完整意義上的“無效辯護”同時由三個要素構成:一是律師沒有進行盡職盡責的辯護,或者在辯護過程中存在重大的過錯或者瑕疵;二是司法機關沒有采納律師的辯護意見,或者對委托人作出了不利的裁決;三是律師辯護的過錯或瑕疵與委托人受到的不利裁判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在前面的案例中,律師在辯護中存在明顯的過錯,要么在法庭審理之前沒有會見在押的被告人,要么在接受法律援助任務后未經允許將案件轉交一名律師助理,沒有盡到出庭辯護的義務,這顯然是不盡職、不盡責的行為,違反了法律援助律師所應履行的基本義務。但是,僅僅有不忠實履行辯護職責的行為本身,并不必然構成一種無效辯護。假如律師存在這樣的行為,但一審法院仍然作出了無罪判決或者其他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那么,二審法院一般就不會將律師的辯護認定為無效辯護。相反,正如前述案例所顯示的那樣,律師不僅怠于履行職責,而且還導致委托人受到被定罪判刑的不利結果,這才構成一種真正的無效辯護。換言之,無效辯護的成立通常要以案件發生了不利于委托人的裁判結果作為前提條件,僅僅存在律師辯護的過錯或者瑕疵,而沒有發生不利于委托人的訴訟結果,通常不構成無效辯護。
        一般而言,無效辯護是由被告方提出的抗辯事由,也理應由被告方對無效辯護的成立承擔證明責任。但是,在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被告人能夠獲得律師辯護的案件尚且只占較小的比例,再為被告人施加證明案件系屬無效辯護的責任,就顯然會使其承擔更為沉重的負擔。因此,被告方即便要承擔證明案件系屬無效辯護的責任,也不需要達到最高的證明標準,而只要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就足夠了。具體說來,被告方需要提供證據證明的是無效辯護成立的三項條件:一是律師辯護存在缺陷或者瑕疵;二是案件招致對委托人不利的訴訟后果;三是律師怠于履行職責與委托人受到不利裁決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其中,對第二個條件的證明相對比較容易一些,被告方需要著力證明的是第一個和第三個成立條件。為減輕被告方的證明責任,也為了對律師的辯護活動作出實質性的嚴格規范,有必要對律師辯護存在特別嚴重缺陷的情形作出概括性列舉。只要律師辯護出現了這些具體情形之一,而下級法院又作出了不利于委托人的裁決,那么,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就應自動認定為律師辯護存在缺陷或者過錯,也可以直接認定該項過錯與不利裁決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從而免除被告方對第一和第三項條件的證明責任。例如,律師辯護存在以下缺陷或者過錯之一的,就可以直接認定為無效辯護,而可以免除被告方對這些過錯與不利同裁決結果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一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擔任辯護人的律師,以前從來沒有從事過刑事辯護業務的;二是律師法庭審理之前沒有會見過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三是律師在開庭前沒有進行過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四是案件出現了法定的無罪辯護事由,律師沒有進行過調查取證的;五是律師沒有與委托人進行溝通和協商,當庭與委托人發生辯護觀點沖突的;六是兩名律師同時擔任同一委托人的辯護人,沒有與委托人進行協商和溝通,當庭提出不一致的辯護意見的;七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擔任辯護人的律師,沒有親自出庭辯護,未經委托人同意或者法律援助部門許可,委派另一名律師出庭辯護的;八是律師沒有完整參加法庭審理過程,中途退出法庭的,等等。
        (二)無效辯護的后果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上級法院發現律師在初審程序中存在無效辯護情形的,可以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裁定。表面看來,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沒有盡職盡責,并導致被委托人受到不利裁判結果的,對于這些存在過錯的律師,應當實施制裁。這是美國早期的一種治理律師失職行為的基本思路。但是,自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獲得律師有效辯護的權利”確立為一項憲法權利之后,上級法院一旦發現在下級法院的審判過程中存在律師無效辯護情形的,就將其視為剝奪被告人有效辯護的權利,也就是將這種審判活動歸入“違憲行為”的范圍,并通過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方式為被告人提供權利救濟。另一方面,下級法院的審判沒有切實保證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的機會,這本身就說明這種審判存在程序上的過錯或者瑕疵,上級法院通過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下級法院審判行為的程序性制裁。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確立有效辯護的原則,更沒有將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奉為一項憲法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律師在刑事辯護過程中沒有恪盡職守,或者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過錯的情況,通常被歸入律師違約或者違反職業倫理的情形。這一點與美國無效辯護制度產生前的情形頗為相似。按照這種邏輯,對于構成無效辯護的律師,要么追究律師的違約責任,要么對其進行紀律懲戒。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委托人針對律師的重大違約或不當行為向律師協會提出投訴的,律師協會會通過召開聽證會等方式,啟動對律師的紀律懲戒程序,對涉案律師作出程度不等的紀律處分。在本文前面所分析的案例中,在法院發出司法建議書之后,司法行政機關及其下屬的法律援助中心就啟動了這種紀律懲戒程序,除了收回涉案律師的法律援助費用以外,還將其從法律援助律師的名錄中予以除名。與此同時,司法行政機關還接受法院的建議,在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以及法律援助律師的獎懲等方面強化了制度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在啟動針對律師的紀律懲戒程序之前,上級法院還將律師無效辯護的行為歸入“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并據此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根據我國的程序性制裁理論,二審法院因為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而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這屬于一種程序性制裁,即針對一審法院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所作的宣告無效的決定?!缎淌略V訟法》所確立的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通常是指一審法院違反回避制度、違反公開審判制度、違反審判組織制度或者剝奪或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程序性違法行為。換言之,程序性制裁所針對的幾乎都是一審法院違反法定程序或者侵犯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行為。律師本身因不履行辯護職責所導致的無效辯護行為,其過錯責任似乎應由涉案律師來承擔,一審法院本身既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也沒有侵犯被告人的辯護權,更沒有干預律師的辯護活動。對于上級法院將無效辯護納入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究竟應當如何進行理解呢?
        在筆者看來,上級法院將律師無效辯護列為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這其實是為一審法院確立了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嚴格責任。換言之,傳統的程序性制裁理論著眼于一審法院的過錯責任,對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采取宣告無效的制裁方式。而無效辯護理論則著眼于一審法院的無過錯責任,也就是只要在一審程序中,律師沒有恪盡職守,導致委托人遭受到不利的訴訟結果,從而構成無效辯護的話,那么,上級法院就可以推定一審法院違反了法定的訴訟程序,并對其實施了宣告無效的制裁后果。
        之所以要為無效辯護確立一審法院的無過錯責任,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作出正當性解釋:一是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相對強大的公訴機關而言,明顯屬于弱勢一方,只有為其確立一定的“訴訟特權”,才能維護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律師無效辯護被推定為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就屬于這種賦予被告人訴訟特權的一種形式。二是無論一審法院作出怎樣的解釋,面對律師不履行辯護職責的行為,法官竟然不聞不問,不作任何形式的糾正和督促行為,這本身就可能構成一種失職。對于這種失職,完全可以從律師無效辯護本身作出推定,而不需要被告方承擔證明責任。三是無論是一審法院通過作為或者不作為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還是律師因為不履行辯護職責而導致無效辯護,這都意味著一審法院在沒有保證被告人有效行使辯護權的情況下,對其作出了定罪量刑。上級法院要切實保證被告人的辯護權,糾正那些侵犯被告人辯護權的行為,唯有將原審判決予以撤銷,為被告人提供重新審判的機會,也就是一種程序補救的機會,才能確保被告人在有效行使辯護權的情況下,接受法庭審理,并接受有罪裁決,這是程序正義的最低要求。
        (三)因法院、檢察院的干預而導致的無效辯護
        在美國的無效辯護制度中,律師因為怠于履行辯護職責而被認定為無效辯護的情形,被視為無效辯護的主要形態。除此以外,假如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受到了法院或者公訴機關的阻礙的話,也可以被直接推定為無效辯護。例如,在持續多日的法庭審理過程中,律師假如被剝奪了與在押被告人之間的會見和交流機會的,就可能構成無效辯護。美國的無效辯護其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因律師怠于履行職責而導致的無效辯護;二是因法院、檢察機關的介入而導致的無效辯護。對這兩種類型的無效辯護,上級法院都可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的裁定。這種因法院、檢察機關的干預而導致的“無效辯護”,可否確立在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之中呢?答案是否定的。通常所說的“無效辯護”,是律師因存在重大辯護缺陷或者執業過錯而帶來的一種消極法律后果。這種無效辯護的實質在于律師沒有合格地履行辯護職責,并因此導致委托人受到不利的裁判結果。而假如法院、檢察院因某種作為或者不作為而導致被告人無法行使辯護權,這種作為或者不作為就構成一種程序性違法行為,不需要再通過無效辯護制度加以制裁或者補救了。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法院、檢察院對律師辯護活動進行不當干預的情形是經常發生的。在律師提出相關訴訟請求的情況下,法院動輒無理拒絕召開庭前會議,無理拒絕傳喚證人、鑒定人、專家輔助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無理拒絕二審開庭審理,無理拒絕協助調取某一關鍵證據材料,無理拒絕律師延期審理的請求,等等。而檢察機關則經常利用其公訴資源,動輒拒絕提交其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材料。法院、檢察院的上述行為顯然會阻礙被告人辯護權的有效行使,通??梢员涣腥搿皠儕Z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情形之列。對于法院、檢察院所實施的阻礙律師行使辯護權的行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常將其視為典型的一審法院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情形,并對其追究過錯責任,使其承受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訴訟結局。
        由此,法院、檢察院通過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方式阻撓被告人行使辯護權的行為,可被歸入程序性違法行為之中,即被納入程序性制裁的體系之中,而沒有必要被納入無效辯護制度之中。我國的無效辯護制度僅是指律師因為辯護存在缺陷或過錯而導致被告人受到不利裁判的情形。對這種無效辯護,不僅可以追究律師的違約責任和紀律責任,還可以無過錯責任為依據,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為那些被剝奪有效辯護機會的被告人,提供一種程序補救的機會。
        四、有效辯護的實現
        無論是從律師履行忠誠義務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維護程序正義的視角來看,有效辯護都是刑事辯護的一項基本準則。相比之下,無效辯護只是一項用來確保有效辯護實現的訴訟制度。通過確立無效辯護的法律后果,可以對那些未達到有效辯護最低標準的律師追究違約責任和紀律責任,也可以對那些構成無法保證有效辯護原則實現的審判活動,作出宣告無效之制裁。本文前述案例足以顯示,對于律師的無效辯護,我國法院已經開始意識到對其加以治理的必要性,并將其納入程序性違法行為的范圍,并督促司法行政機關啟動對涉案律師的紀律懲戒程序。我們有理由對這種司法實踐給予進一步的期待:一方面期待著越來越多的法院加大對無效辯護的治理力度,另一方面也期待著這種對無效辯護的治理被上升到法律規范的層面。
        但是,在有效辯護的實現方面,無效辯護制度只是一種最后的制度安排。要在刑事辯護制度的設計中貫徹有效辯護的理念,我們不能僅僅關注針對無效辯護的懲罰和救濟,還應建立一種旨在督促律師積極履行辯護職責的機制。應當說,隨著我國律師制度和刑事辯護制度的逐步發展,律師辯護的水平和質量不斷處于提高的發展趨勢之中。但是,相對于嫌疑人、被告人對律師辯護質量的“市場需求”而言,我國律師所能提供的刑事法律服務還是十分有限的,也暴露出一系列缺憾和局限。要確保律師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務,就需要從有效辯護的角度,全面反思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各個方面,并進行相應的制度變革。
        第一,對辯護律師從業資格的反思。截止到2017年,在我國律師已經有接近30萬之眾的情況下,《律師法》竟仍然允許當事人委托那些不具有律師資格的人士擔任辯護人。經驗表明,不具有律師資格的人士通常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訓練,不熟悉法律知識,更不精通辯護技能,他們充當辯護人,既無法與“武裝到牙齒”的公訴人進行抗衡,也難以在證據采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等方面對裁判者施加積極有效的影響。換言之,非律師人士很難從事有效的辯護。不僅如此,由于對辯護律師的專業化沒有提出特別的要求,很多案件的當事人所委托的辯護人,竟然是不熟悉、不擅長甚至從來沒有從事過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這些律師或者熟悉民商事訴訟代理,或者擅長非訴訟業務,但刑事辯護都不是他們的長項,他們在越來越專業化的辯護過程中很難有效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有鑒于此,要實現有效的辯護,律師制度改革決策者需要轉變觀念,將刑事辯護確立為一項高精尖的專業律師業務,應像“證券法律業務”那樣,為刑事辯護業務設立特殊的資格要求。從事刑事辯護的人士除了要具有律師資格以外,還應具有專門的“刑事辯護律師”的從業資格。沒有這種從業資格,那么,律師無論在法律服務領域具有怎樣的資歷,都不能擔任辯護人。
        第二,對辯護律師與委托人的代理協議的反思。迄今為止,辯護律師與委托人所簽訂的授權委托協議書,都是一種極為粗糙的格式合同文本。從中既無法看到律師應當為委托人提供的具體法律服務的細目,也無從發現律師從事法律服務的具體手段、方式、路徑和工作內容。有必要確立一種精細化的辯護律師服務內容。比如說,可以將律師所能提供的辯護服務進行單元化、板塊化的分類,列出細目,為委托人提供可以供選擇的“服務菜單”。辯護律師所提供的服務可以根據訴訟階段,分為“立案前的辯護”、“偵查階段的辯護”、“審查批捕環節的辯護”、“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庭前會議階段的辯護”、“一審程序的辯護”、“二審程序的辯護”、“死刑復核程序的辯護”,等等。律師辯護也可以根據服務內容,分為“會見”、“閱卷”、“調查取證”、“刑事和解協議的促成”、“非法證據排除的辯護”、“無罪辯護”、“罪輕辯護”、“量刑辯護”、“違法所得追繳方面的辯護”、“社會調查報告的完成”,等等。
        第三,對辯護律師收費制度的深刻反思。目前,辯護律師所采取的“一攬子收費”制度已經暴露出很多弊端。由于在簽訂委托協議之初,律師通常要收取全部的辯護費用,這一方面使律師在辯護過程中占據了絕對主動的地位,委托人對律師的制約力度大大減弱,另一方面也使律師缺乏履行辯護職責的外在壓力和激勵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極不合理的收費方式既造成了律師不盡職、不盡責的現象,也嚴重制約了辯護律師收費水平的提高。
        有必要吸收部分辯護律師正在探索的收費經驗,實行“基礎性收費”與“拓展性收費”相結合的收費方式,必要時像民事訴訟代理收費那樣,適當地引入“勝訴酬金制度”。所謂“基礎性收費”,又可以稱之為“合同收費”,是一名辯護律師在與委托人簽訂授權委托協議書之后,所收取的為刑事辯護所必需的最低服務費用。這些費用所支付的是律師為履行刑事辯護職責所進行的必要辯護工作,如會見、閱卷、調查、溝通、發表辯護意見等。所謂“拓展性費用”,又可稱為“菜單式收費”,也就是律師向委托人收取的專項法律服務費用,用于支付律師所作的附加型辯護工作,如多次會見、多次調查、促成刑事和解、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組織專家提供專業性咨詢、遴選專家輔助人出具意見或出庭作證,等等。對于這些額外的辯護服務,律師可以根據服務內容和標準來增加收取適當的費用。而所謂的“勝訴酬金制度”,又可以稱之為“風險代理制度”,就是根據律師與委托人的約定,在某一預期訴訟結果達到時,委托人需要依照約定支付給辯護律師的獎勵費用。通過改革辯護律師收費制度,可以促使刑事辯護收費制度與民商事訴訟代理收費以及非訴業務收費保持大體的一致性,體現“按勞取酬”的基本原則,對那些盡職盡責的律師構成一種有效的激勵,而對那些怠于履行職責的律師則構成一種懲罰。這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目前這種“辯多辯少一個樣”、“辯好辯壞一個樣”的局面,形成一種“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從總體上推動刑事辯護業務走向專業化和高端化。
        第四,發揮律師協會在確立律師辯護最低標準方面的作用。目前,各級律師協會在律師維權和紀律懲戒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僅僅著眼于維權和紀律懲戒還是遠遠不夠的。律師協會應當發揮其“行業自治組織”的作用,督促律師會員提高法律服務質量,推動法律服務行業的健康發展。為此,律師協會有必要為律師會員制定各類刑事辯護的最低服務質量標準,以督促律師在刑事辯護中提供規范化、專業化和精準化的法律服務。全國律師協會頒布實施的《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為全國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提供了一份綱領性的指導性規范。但是,就律師從事刑事辯護工作而言,僅有這樣一部辦案規范還是遠遠不足以確立最低服務質量標準。各地律師協會有必要為本地律師分別制定諸如“無罪辯護規范”、“量刑辯護規范”、“程序性辯護規范”之類的專門性辦案規范,以便為律師的各類刑事辯護活動提供具有指導性的操作規范。
        第五,對法律援助律師的監管需要確立新的思維方式。長期以來,法律援助律師不僅素質普遍不高,而且無法提供盡職盡責的辯護服務。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經常既不會見在押被告人,也不認真閱卷,更是極少進行調查取證工作,在法庭質證中無所作為,當庭發表的辯護意見也很簡短,且通常都是簡單的量刑辯護意見。這種辯護對于法官的裁判極少能發揮積極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法律援助律師的辯護已經成為“無效辯護”的代名詞。
        究竟如何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監督管理呢?首先需要盡力提高法律援助律師的基本素質。如將那些較為成功的辯護律師吸收到法律援助律師之中,法律援助律師才有可能提供高質量的辯護服務。各級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的委員有義務承擔一定數量的法律援助服務,以改變長期存在的法律援助律師素質低端化的局面。其次,應將一些地方較為成功的法律援助律師指派制度加以推廣,如允許接受法律援助的嫌疑人、被告人從法律援助律師名錄中進行挑選,允許他們中途更換不稱職的法律援助律師。再次,適度增加法律援助律師的報酬標準,使法律援助服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真正體現對法律援助律師工作的尊重。最后,法律援助機構也應制定一些法律援助律師從事辯護活動的指導性規范,為這些被指定從事辯護活動的律師提供基本的工作指引。
        第六,完善辯護律師的職業倫理規范。我國《律師法》已經初步確立了辯護律師的職業倫理規范。但是,這些旨在約束律師執業行為的規范還很不完善,存在著一系列有待改進的空間。例如,2017年由全國律師協會修訂后實施的《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對律師獨立辯護條款做出了全面調整,強調律師擔任辯護人,“應當在法律和事實的基礎上尊重當事人意見,按照有利于當事人的原則開展工作”,律師“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當事人的辯護意見”。這種對律師忠誠義務的強調,無疑有利于貫徹有效辯護的理念。但是,該規范對于辯護律師如何協調與委托人的辯護觀點分歧問題,仍然沒有確立明確的行為準則。這就有可能導致辯護律師與被告人繼續發生辯護觀點沖突的情況,致使律師無法實現有效的辯護。
        又如,《律師法》盡管確立了辯護律師保守執業秘密的規則,但是,這種執業秘密是否包括那些涉及委托人違法犯罪的事實信息,法律卻語焉不詳。同時,對于那種即將發生的涉及國家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受到損害的犯罪行為,律師不再承擔保守執業秘密的義務。但是,對于這種即將發生的重大犯罪行為,《律師法》也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致使律師對執業秘密的作證豁免權有受到任意剝奪的危險。再如,《律師法》盡管對律師拒絕刑事辯護工作作出了一些法律限制。但是,遇有委托人隱瞞重要事實時,律師仍然可以拒絕為其提供辯護服務。這無疑賦予律師任意拒絕辯護的權利,使得被告人的辯護權受到消極的影響。特別是在刑事辯護過程中,律師假如要退出辯護活動,或者與委托人解除授權委托協議的,究竟要不要事先告知司法機關,并給予委托人另行委托律師辯護的機會。對于這一點,《律師法》也沒有給出明確答案。這顯然會導致委托人因為律師退出辯護活動而無法獲得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
      本頁地址:http://www.ssc984.cn/List.asp?C-1-5786.html

        侯昌林律師聯系方式

         電話:13176419589

        微信號:Hou13176419589

        郵箱:13176419589@163.com

        地址:濟南市順河街銀座晶都國際2號樓507室

      Copyright ? 2011-2022 侯昌林律師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